歷代名臣對立論辯(二十三)

如何處置歸降突厥的——場廷辯

  【提示】

  唐太宗貞觀四年,李靖大破東突厥。突利可汗請降。如何對待和安置這批少數民族及其領袖人物,溫彥博與魏征、杜楚客、李大亮等在朝廷展開一場是安撫還是驅逐的辯論。

安置突厥議

(一)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①,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策。

  中書令溫彥博議:“請于河南②處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③,全其部落,得為捍蔽④,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⑤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仇,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后,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后患⑥,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于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余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⑦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后,遂傾漉、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⑧。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圣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于內郡,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9)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后孤恩失信,圍煬帝于雁門。(10)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雁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圣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11)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自幽州至靈州,置順、佑、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12)

《舊唐書·卷六十一·列傳第十一》 《全唐文》卷140

(二)

  自突厥頡利破后,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與朝士相半。(13)惟拓跋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14)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于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于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15)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御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防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16)

  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后,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17)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18)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于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

  【作者介紹】

  溫彥博 (574—637),字大臨,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唐朝宰相,北齊文林館學士溫君悠次子,禮部尚書溫大雅之弟。曾在隋朝擔任文林郎、通直謁者,后為幽州司馬,隨羅藝歸唐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突厥入侵。溫彥博被任命為并州道行軍長史,隨行軍總管張瑾出兵抵御,戰敗被俘,不肯屈節,被流放到陰山苦寒之地。,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并與頡利可汗在渭水會盟。溫彥博得以回朝,被授為雍州治中,檢校吏部侍郎。他恪守職責,后被提拔為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628年(貞觀二年),溫彥博改任御史大夫,仍代理中書侍郎事務。后歷任幽州大都督長史、中書舍人、中書侍郎、雍州治中、御史大夫,封西河郡公。

  貞觀四年,升任中書令,進封虞國公。。當時,東突厥歸附,朝臣都建議將其遷徙河南,散居郡縣,實行漢化。溫彥博提出不同意見,他主張采納漢武帝安置匈奴的做法,將突厥安置在朔方,保全其部落、風俗。唐太宗采納了他的建議,但魏徵表示反對,兩人為此爭論數年。貞觀十年,升任尚書右仆射。十一年病逝,終年六十四歲。唐太宗嘆道:”彥博因憂慮國家,耗盡心力,這兩年精神不濟。只可惜沒能讓他閑暇安逸,以致過早去世。”命官府為其營建正堂,追贈特進、尚書右仆射、上柱國,謚號為恭,陪葬昭陵。

  著有文集二十卷、《古今詔集》三十卷。

  魏征(580—643),字玄成,鉅鹿郡(一說在今河北省巨鹿縣,一說在今河北省館陶縣 ,也有說在河北晉州)人,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魏徵以直言敢諫而聞名,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李世民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給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余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因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共同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被后人稱為“一代名相”。 魏徵死后,李世民經常對身邊的侍臣說:“用銅鏡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為鏡子,可以知曉興衰更替,以人作為鏡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經常用這樣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錯,但現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鏡子。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頁遺表,才剛起草,字都難以辨識,只有前面幾行,稍微可以辨認,上面寫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惡,任用善人國家就安定,任用惡人國家就衰敗,公卿大臣中,感情有愛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見他的惡,自己愛的就只看見他的善。愛憎之間,應當審慎,如果愛而知道他的惡,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惡不猶豫,任用賢人不猜忌,國家就可以興盛了’”。

  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征病死。李世民下詔厚葬魏徵,但魏徵的妻子裴氏以魏徵生平生活簡樸樸素,豪華的葬禮不是亡者之志為由拒絕。裴氏只有小車裝載魏徵靈柩,李世民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并親自刻書碑文。

  官至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謚號“文貞”。 同年二月,李世民命閻立本畫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煙閣,魏徵位列第三。

  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見《貞觀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傳下來的諫文表——《諫太宗十思疏》

  杜楚客587——655,唐朝杜陵(今中國陜西省長安縣東南)人,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少年時代,崇尚奇異節操,長大后負有才能名氣。唐太宗貞觀年間,杜楚客任蒲州刺史,聲望顯著,后來任魏王府長史,又升遷為工部尚書,辦理王府政事,以威嚴正直,聞稱當世。

  李大亮 (586—644),京兆涇陽人,唐朝開國功臣。原為隋將龐玉部下行軍兵曹,與瓦崗軍作戰被俘,隨即獲釋。李淵兵進長安,李大亮投歸輔助李淵開國有功,被封為金州總管司馬,旋擢遷安州刺史。貞觀年間,歷任交州都督 、涼州都督、西北道安撫大使、劍南道巡省大使、左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晉封武陽縣公。貞觀八年(634),領兵擊敗吐谷渾。貞觀十五年(641年)擊敗薛延陀番將,受封行軍總管。

  李大亮從金州總管晉升到行軍總管,對唐朝初年穩定政局貢獻極多。唐太宗征討高句麗,留李大亮協助房玄齡駐守長安,不久去世,年五十九,家無余資,甚是清貧,太宗慟哭不已。追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號懿,陪葬昭陵。

  【注釋】

   ①李靖擊突厥頡利:唐貞觀四年(630),李靖大破頡利可汗于陰山。頡利謀逃往漠北,被李世劫所阻,部眾多降,頡利西奔,旋為部下擒送唐軍。此后,太宗用中書令溫彥博之議,使降眾居朔方之地,分置都督府。酋長多拜官,居長安者近萬家。

  ②河南:指黃河以南河套一帶。

  ③“漢建武置降匈奴”句:建武,漢光武帝年號,從公元25年到56年;即五原郡的榆柳塞(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內)五原塞;劉秀建武22年,蒙古高原大旱,南匈奴呼韓單于率眾內附,被安置在五原塞一帶。

  ④全其部落,得為捍蔽:既保全其部落的完整性,又能成為國家對外的屏障。捍蔽:捍衛屏蔽。

  ⑤含育之道:含養化育的辦法

  ⑥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后患:肘腋:手肘和腋下,比喻切近中原地帶;邇(ěr):近;王畿:國都。

  (7) 四夷:北狄、南蠻、東夷、西戎,這里泛指周邊少數民族。

  (8)“晉代魏時”句:江統(?—310年),字應元(一說元世、德元),陳留郡圉縣(今河南杞縣圉鎮)人。西晉大臣,歷任中郎、太子洗馬、博士、尚書郎、大司馬參軍、廷尉正、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氐族齊萬年事件之后,作《徙戎論》,著稱于世。曾撰《酒誥》,提出發酵釀酒法;漉(lù)洛:指慢慢將關中地區據為己有。洛,洛陽一帶關中地區;漉,水慢慢浸透。 殷鑒:商朝滅亡的教訓。

  (9)“光武居河南單于于內郡”句:見注③。

  (10)“隋文帝勞兵馬”句:指隋文帝開皇十七年(597),突利向隋遣使求婚,隋文帝以宗室女安義公主妻之并厚賜突利,以此分化和紀錄都藍可汗。都藍果怒,于是與隋絕交,并聯盟西突厥達頭可汗合攻突利。599年突利兵敗于塞下,只剩下部眾數百人,只得入塞降隋后,被隋封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意思是”意智健”,簡稱啟民可汗),被隋文帝派兵護送他和部族在朔州(今山西朔縣)定居,并賞賜大批資財。隋煬帝大業十一年(615),隋煬帝采納大臣裴矩建議,分化突厥勢力,拉攏始畢可汗之弟叱吉設,設計殺害始畢可汗寵臣史蜀胡悉,始畢可汗因此怨恨隋煬帝,逐與隋朝斷交。同年八月,始畢可汗趁隋煬帝北巡之機,親率數十萬大軍在雁門郡包圍隋煬帝。隋煬帝向始畢可汗之妻、隋朝義成公主求救,義成公主派人對始畢可汗說北方邊境告急,加上隋朝援軍相繼抵達,始畢可汗于是解圍而退。

  (11)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圣通規:“夷不亂華”出自《左傳·莊公十年》,即不允許少數民族武裝干涉中原地區華夏民族的事務;“存亡繼絕”出自《論語·堯曰》“存滅國,繼絕世”,即恢復滅亡的國家,延續斷絕了的貴族世家。

  (12)“太宗嘉其言”等句:指唐太宗贊成溫彥博的話,從幽州至靈州,設置了順、佑、化、長四州安置歸順的突厥部落,從這以后,到長安定居的突厥人達萬家之多。幽州,今河北薊縣一帶;靈州,今甘肅靈武一帶;順、佑、化、長四州:分別是今日北京市順義縣。

  (13)“自突厥頡利破后”句:見注(1);頡利可汗(579―634),姓阿史那氏,名咄苾,啟民可汗之子,東突厥可汗。620年,繼其兄處羅為頡利可汗,復以其后母隋朝義成公主為妻,連年侵唐邊地,殺掠吏民,劫奪財物。。629年,唐太宗派李靖、李績出兵與薛延陀可汗夷男等夾攻頡利,次年大敗頡利于陰山,頡利被擒送長安,東突厥前汗國亡。頡利至京,太宗賜以田宅,授右衛大將軍,634年死于長安,贈歸義王,謚曰荒,以突厥習俗火葬;殆與朝士相半,指少數民族來降在唐朝官廷任職,幾乎和漢族官員人數相等。

  (14)惟拓跋不至:指黨項族首領拓跋赤辭。唐貞觀八年(634),拓跋赤辭協助兒女親家吐谷渾酋長慕容伏允叛唐,被李靖生擒。唐太宗不但沒有懲治,反而安撫,任命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

  (15)《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春秋》,中國最早一部編年史,據說是孔子所撰。戎狄,北方少數民族被稱之為“狄”,西方少數民族稱之為“戎”,這里泛指周邊少數民族;諸夏,中原漢族建立的各國(當時是六國)

  (16)“孝武揚威遠略”:參見“歷代名臣奏議·安西四鎮棄與保”注釋(13)

  【譯文】

  貞觀四年,李靖打敗突厥頡利可汗,頡利統屬的部落很多都歸順了大唐,于是,唐太宗下詔討論安定邊境的政策。中書令溫彥博建議說:“請陛下仿照東漢建武年間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的辦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黃河以南地區,這樣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編制,作為中原的屏障,同時又不讓他們遠離本土、不改變他們的習俗,以便實行撫慰政策。如此,一來可充實空虛的邊塞,二來可體現朝廷對他們沒有猜疑之心。我認為,這才是包容養育他們的正當辦法。”太宗對溫彥博的建議很是贊同。秘書監魏徵卻堅決反對說:“匈奴自古以來從未這樣慘敗過,這是上天要誅殺他們,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現。他們世代與中原為敵,與老百姓結下了數不清的仇怨,陛下鑒于他們乃主動受降,因此沒有將他們處死。依臣之見,應當把他們發配到黃河以北地區,讓他們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秦漢時,他們是中原政府的禍患,所以當時朝廷常常派猛將去攻打他們,收歸他們在黃河以南的土地,在那里設置郡縣加強管理。陛下如今讓他們在中原內地居住,并且降兵達幾萬,乃至十萬之眾,幾年以后,他們的人數還會成倍增長,讓他們生活在我們身邊,離京城如此之近,將來可能會成為心腹之患,所以千萬不可把他們安置在黃河以南。”溫彥博反駁說:“天子對于萬事萬物,不管天上飛的,還是地上長的,只要歸順,都應該收養。如今突厥兵敗,余部前來歸降,如果陛下對他們不加以憐憫,反而棄他們于不顧,這不是天子的胸襟。我雖愚鈍,但卻認為陛下不應采取抑制少數民族的政策,而應把他們安置在黃河以南地區。常言道:讓瀕臨死亡的人活下去,要常懷仁愛之心,那么終將不會有叛亂發生。”魏徵據理力爭地說:“晉朝取代魏國的時候,胡部落常常在周邊地區活動,江統勸說晉武帝把他們逐出塞外,晉武帝不聽,幾年之后,胡部落勢力大增,慢慢將關中地區據為己有,前車之鑒不遠。陛下如果采納溫彥博的意見,讓他們居住在黃河以南地區,將養虎為患,貽害無窮啊。”溫彥博又說:“我聽說,圣人之道無不通達。突厥的殘余部落,前來投奔我們,以保全性命。把他們安置在中原內地,傳授給他們禮教法令,選拔他們的首領,派衛兵駐守那里,讓他們畏懼大唐的威嚴,感激大唐的恩德,這有什么可擔憂的呢?漢代光武帝在位時,讓突厥的單于定居內地,成為漢朝的一位藩王,歷經整個漢朝時期,突厥都不曾叛亂。”稍停片刻又說:“當年突厥的啟民可汗失國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錢財,動員了大批兵士守衛安置,使他們能夠生存下來。不久突厥富強了,啟民可汗的子孫卻不想報答恩德。到啟民可汗之子始畢可汗時,就起兵把隋煬帝圍困在雁門關。現在,陛下仁慈寬厚,聽憑他們的意愿,無論是河南、河北,任由他們選擇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眾多,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長,他們內部不統一,力量分散,怎么會對中原政府造成危害呢?”給事中杜楚客與溫彥博同一陣線,說:“北方異族人面獸心,難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們臣服。現在讓他們的部落散居在黃河南,靠近中原政府,長此以往,必有禍患。至于隋煬帝在雁門關被困一事,雖是因為突厥背信棄義所致,隋煬帝昏庸無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敗滅亡,怎能歸咎于中原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扶持政策?認為讓他們復興而種下禍根是沒有道理的。孔子等圣哲們都說過:一方面不允許少數民族武裝干涉中原地區華夏民族的事務,另一方面又要恢復滅亡的國家,延續斷絕了的貴族世家。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訓,大唐將難以長久啊。”唐太宗聽后,對他的意見非常贊許,于是對異族采取懷柔政策,這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后來唐太宗采納溫彥博的策略,從幽州至靈州,設置了順、佑、化、長四州安置歸順的突厥部落,從這以后,到長安定居的突厥人達萬家之多。

  自從突厥頡利兵敗后,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領前來歸降,大唐政府都把他們封為將軍中郎將,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員就有一百多人,與大唐自己的官員幾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只有拓跋氏沒有歸順,唐太宗派人前去招安,使者來來往往,不絕于道。涼州都督李大亮認為這樣做徒勞無益,只會白白地消耗財物,于是上疏說:“我認為,要安撫邊遠地區的人,首先應當使內陸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邊境的少數民族,猶如樹上的枝葉,如果用破壞樹根的辦法來使枝繁葉茂,那么,要想樹木長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來,賢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為根本方針,以駕馭夷、狄等少數民族為權宜之策。所以《春秋》說:“戎、狄這些少數民族猶如豺狼虎豹,不可讓他們滿足;華夏民族是近親,不可將他們遺棄。”自從陛下君臨天下以來,國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樂,兵力得到了加強,四方少數民族俯首稱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對他們加官封爵,我認為這樣做太浪費國家的財資,而沒有什么實際的好處。黃河以西的百姓,是抵御強悍少數民族的前哨。那里人煙稀少,凋敝蕭條,加之隋末的戰火,老百姓遭受的損失尤其嚴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們根本無法安居樂業,匈奴被削弱之后,才開始進行農業生產,如果現在就役使他們,恐怕會使他們元氣大傷。臣固然愚鈍,但還是請求陛下停止安撫勸降。并且,古人說,對于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來稱臣也不要接納。在周朝,王室愛撫百姓,但同時也抵御少數民族,所以延續了八百年的帝業;秦朝對抗擊胡人不以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漢文    帝畜養兵士以待變故,所以天下安寧富庶;漢武帝神武鷹揚,對少數民族連年征伐,致使勞民傷財,國內空虛。后來雖然有輪臺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國庫也幾乎消耗殆盡,于國于民都沒有絲毫益處。如今,遠有秦、漢的教訓,近有隋代的前鑒,異族的動靜變化,可謂清晰可見。伊吾雖已是大唐的附屬地,但它遠在邊關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華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對于主動稱臣的,請陛下對他們嚴加約束,讓他們居住在塞外,這樣他們必定對大唐心懷畏懼又感恩戴德,永遠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對他們實施恩惠是虛,讓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實。近來一有突厥人歸降,朝廷就賞賜給他們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長歸降,還要加官晉爵,享受極高的俸祿,這樣做太浪費了。把中原百姓上繳的租稅,供養這些兇惡頑固的俘虜,讓他們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原,這對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沒有接受他的意見。

  自從突厥的吉利可汗被擊破后,少數民族的部落領袖皆前來歸降,朝廷封他們為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大員有一百多人,幾乎占朝廷官員一半。只有黨項族首領拓跋赤辭不愿歸附。皇上又對他采取招撫政策,頒旨的使者不絕于道。涼州都督李大亮認為這種做法對唐朝無益,徒然靡費唐朝錢力。于是上奏說:“我聽說想安撫遠方必須先安定近畿。中原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周邊的上述民族,只是枝葉。讓根本受到侵害而讓枝葉增多,用這個辦法自安慰以求國家安定,是不可能受的。古代賢明的君主,化育中原的百姓,駕馭四周少數民族,皆以此作為權衡。所以《春秋》上說,‘少數民族是豺狼,是永遠不可能讓它饜足的;中原的華夏各國互相親昵,不應該被拋棄’。自從陛下君臨天下,對中原百姓加以厚恩,百姓安逸,軍隊強大,國家富足,周邊少數民族自然臣服。但是今日招降突厥可汗,我很愚笨總覺得這樣有點煩勞破費,沒有感到有什么好處。因為黃河河套地區的民眾,自從防御異族入侵以來,州縣經濟蕭條,人口減少。在加上隋末動亂以來,損耗更多。在突厥沒有降服之前,未能安居樂業。匈奴被削弱后,才能在農田上耕作。倘若又因為要安置突厥降眾,再興勞役,恐怕會再次受到傷害。以我的愚見,請停止招降安置。那種所謂讓四夷賓服的說法,我以為不應該采納。當年周朝愛護百姓驅趕夷狄,延續的八百年基業;秦朝對抗擊胡人不以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漢文帝畜養兵士以待變故,所以天下安寧富庶;漢武帝神武鷹揚,對少數民族連年征伐,致使勞民傷財,國內空虛。后來雖然有輪臺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國庫也幾乎消耗殆盡,于國于民都沒有絲毫益處。如今,遠有秦、漢的教訓,近有隋代的前鑒,異族的動靜變化,可謂清晰可見。伊吾雖已是大唐的附屬地,但它遠在邊關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華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對于主動稱臣的,請陛下對他們嚴加約束,讓他們居住在塞外,這樣他們必定對大唐心懷畏懼又感恩戴德,永遠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對他們實施恩惠是虛,讓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實。近來一有突厥人歸降,朝廷就賞賜給他們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長歸降,還要加官晉爵,享受極高的俸祿,這樣做太浪費了。把中原百姓上繳的租稅,供養這些兇惡頑固的俘虜,讓他們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原,這對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沒有接受他的意見。”

  【評析】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唐朝利用東突厥內部矛盾、東突厥所統治各部的反抗以及東突厥發生雪災等有利條件,出兵俘虜頡利可汗,消滅了東突厥。

  頡利可汗被擒后,東突厥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或投靠西突厥,還有大批人到唐降服。唐太宗就如何安置突厥問題讓大臣們展開充分討論,請他們獻計獻策,即《舊唐書·突厥傳》中所說的“詔議安邊之術”。這場由唐太宗主導的這場大辯論不僅非常激烈。而且持續的時間也比較長:溫彥博“與魏征等爭論,數年不決”。但集中的辯論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貞觀四年(630),李靖大破頡利可汗于陰山。部眾多降,頡利亦為部下擒送唐軍。如何安置突厥這批降眾,加上前一年,其他少數民族首領也有很多率部 “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萬口”。。如何安置這大批降眾,朝臣在同意接納安置的前提下,如何對待這批降眾,基本分成兩派派:

  一派是必須設防,不能讓他們深入中原腹地。朝廷大多數官員以秘書監魏征、中書侍郎顏師古、夏州都督竇靜和禮部侍郎李百藥等一大批重臣都持此主張。其理由是“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后,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后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魏征)。李大亮更舉歷史教訓為例:“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

  另一派則以溫彥博為代表,主張化胡為漢,效法東漢光武帝的做法,將東突厥安置在今內蒙古河套以南的地區。其好處是:“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溫彥博同樣具舉歷史為例:“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魏征對此進行針鋒相對的反駁:“陛下如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當然也是舉歷史為例:“晉代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后,遂傾漉、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

  唐太宗最后采納少數派溫彥博的意見,將突厥安置在東自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西至靈州(治所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西南)之間。又在原先突利可汗所統治的地區,設置順(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祐、化、長(三府都在今甘肅、寧夏境內)四州都督府;又將頡利可汗故地分為六州,左部設置定襄都督府,右部設置云中都督府(皆在朔方即河套),以統領突厥部眾。貞觀四年五月,唐朝將突利封為順州都督,使其統轄諸部酋長;封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封阿史那思摩為右武候大將軍、懷化郡王,使其統領頡利舊部于河南之地。對于其他各府州,也分別封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對于到達長安的突厥酋長,都封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與朝士相半”,入居長安者就“近且萬家”。總之,在這一時期,突厥部落大都進入塞內,突厥貴族大都到了長安。時間證明:這種安置方案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反對之聲越來越弱。如突厥思結部在貞觀四年三月降服唐朝,被安置在朔州。當時,思結部落“貧窮離散”,朔州刺史張儉負責對其“招慰安集”。張儉的工作方法既簡單又靈活,“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即使對于仍然居住于磧北的突厥人,也允許他們“親屬分住,私相往還”。思結部自朔州被遷移到代州之后,張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思結部在朔州和代州的生產和生活情況,大致反映了降服唐朝的突厥諸部的真實狀況,為唐朝大臣評價安置突厥的方案提供了樣本。據此,多數大臣在一段時期內基本認可了這種方案。當然,也有一些大臣仍在不斷反思這種方案的利與弊。

  第二次是在九年以后的貞觀十五年,大臣們就安置突厥問題又集中展開了一場大討論,掀起了第二次爭鳴高潮。其背景是:突厥人結社率率領突厥部眾突襲唐太宗的行宮未遂,成了這場爭論的導火線。 結社率是突厥突利可汗之弟,在貞觀三年跟隨突利入朝時到了長安,后被唐太宗封為中郎將。貞觀十三年四月,結社率和突利可汗之子賀邏鶻在隨同唐太宗到九成宮時,暗中糾集原來的部落四十余人,計劃在晉王李治深夜出宮時,突襲唐太宗的行宮,準備事成之后,擁立賀邏鶻為可汗,返回故地。由于時機不成熟,結社率雖然“弓矢亂發”,殺死了數十名衛士,但在折沖都尉孫武開等人的反擊下,很快就被擊潰,在渡過渭水準備逃往他的部落時,被全部斬殺。結社率之所以要密謀殺害唐太宗,按照《資治通鑒》的說法,是因為唐太宗壓抑了結社率。其文云:“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唐太宗)由是薄之,久不進秩。”此外,從結社率“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中可以看出,結社率的謀反似乎也具有北去復國的意圖。

  由于發生了內遷突厥首領結社率的謀反事件,朝廷大臣的意見一邊倒,將內遷的突厥遣返內地,就是上次主張內地安置的溫彥博也只能發出“深為可惜”的嘆息。這次唐太宗也后悔當初“處其部眾于中國”,“幾失久安之道”,基本認同大臣們的意見。于是便在貞觀十三年七月將頡利可汗的同族人阿史那思摩立為乙彌泥孰俟利可汗,賜給李姓,建牙帳于河北,“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還其舊部”,希望以此使突厥“世作藩屏,長保邊塞”。這樣,原來被安置在朔方河南的突厥部落,陸續遷回漠南與河北之間的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大辯論中,除了漢族大臣各自發表自己意見外,少數民族首領也加入爭辯:薛延陀首領夷男在廷辯中發表與 上述兩派不同的意見和處理辦法。在他看來突厥反復無常,很難令人信任,突厥在未被消滅之前,“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唐朝消滅突厥之后,應當報仇雪恨,將其民眾全部罰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夷男認為,盡管唐朝對突厥“養之如子”,恩重如山,但還是發生了結社率反叛事件。夷男據此得出結論:“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并希望由薛延陀出面解決突厥問題,為唐朝徹底消除后患。夷男的想法完全基于薛延陀的實際利益,其真實目的是想阻攔突厥回到故地,后來薛延陀與突厥多次相互攻擊就充分暴露了夷男的意圖。

  第三次大辯論發生在貞觀十八年,實際上是第二次事件后處理辦法的遺患:如上所述,由于薛延陀對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北遷一直持反對態度,其首領夷男一聽到唐太宗“遣思摩渡河北”的消息,就“慮其部落翻附磧北,預蓄輕騎,伺至而擊之”。貞觀十五年,夷男派其兒子帶領20萬大軍占據善陽嶺的有利地形,出擊李思摩。盡管唐太宗曾設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并對夷男“數與思摩交兵”予以強烈譴責和嚴厲警告,但并沒有減輕李思摩的恐懼感。到貞觀十八年,李思摩在薛延陀的威逼以及他自己部眾“皆不愜服”的復雜形勢下,又率領十萬部眾和四萬精兵渡河南下,請求居于勝、夏二州之間。

  圍繞是否同意李思摩重新遷居內地的要求,唐太宗和大臣們又展開了一次討論。與以往兩次大討論不同的是,這次討論先由唐太宗提出主導意見,原則同意李思摩的請求,然后由大臣們發表各自的看法。與貞觀四年和貞觀十三年兩次大討論都有分歧不同的是,在這次討論中,大臣們的意見相當統一皆主張內遷,但不是河套地區,而且中原地區的洛陽附近。在一些大臣看來,安置在河套地區,發生了結社率反叛事件;遣返回河北,又遭到薛延陀的抵制和攻擊,說明這兩種方案都不成熟。最后,他們都認為,只有將他們安置在洛陽,才是比較明智的選擇。大臣們之所以能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關鍵在于只有這種方案從未實踐過,沒有經過實踐的美好藍圖往往對人們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時,這種方案最符合多數大臣化胡為漢、棄牧為農的初衷。實際上則是溫彥博第一次提出的主張“俘之河南兗、豫之地”再一次起主導作用。但由于唐太宗此時決心已定,根本沒有理會大臣們的反對意見,于是降服唐朝的突厥部眾又被重新安置在河套地區。李思摩因已失去部眾的支持,只好再次奔回長安,被唐太宗封為右武衛將軍。

  這三次大討論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化解突厥對唐王朝造成危害這一核心問題。實際上它是中原華夏如何對待周邊少數民族的兩種既對立又統一的民族政策在唐代的延續和發展:

  先秦以來,中原華夏各族對周邊少數民族有兩種看起來截然相反實則出于同意目的的兩種態度和由此決定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辦法:

  一是“夷夏之辨”。即“戎狄豺狼,不可親也”、“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所無”,(分別見于《春秋公羊傳·成公八年》;《詩經》“魯頌·閟宮”篇)表現出的是強烈的防范和戒備意識,其中也透露出大漢族的種類優越感和排它意識。處理辦法是“外攘四夷”、“尊王攘夷”,華夏各族要團結起來,一致對付外族入侵。春秋時期,齊桓公采用管仲的建議,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在葵丘大會諸侯,率兵擊退伊洛之戎,捍衛了周室。由此也受到孔子的稱贊,認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也”(《論語·八佾》)。這個觀念,經過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詮釋,遂成為儒家處理民族關系的原則。

  二是“夷夏同風”。認為作為天下共主的漢族統治者就應該“德及鳥獸,教通四海”,使“四夷賓服、天下同風”,同樣是儒學大師的孟子認為:一個人的出生地并不重要,能否君臨天下,在于他能否以德服遠、施惠四方:“舜生于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人也。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離婁”篇下。)后來的儒學大師們所提出的“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中國而失禮義則夷狄之,夷狄而能禮義由中國之”,皆是對這個標準的補充和發展。

  “夷夏之辨”和“夷夏同風”正是構成中國歷代羈縻政策的兩個相反又相承的理論依據。從“夷夏之辨”出發,中央政權對周邊少數族始終有種戒備心理、防范意識,采用的方略是保持距離感的羈縻,而不是混同、融合;從“夷夏同風”出發,又要推恩于四海,把天下同風、共沾王化作為圣王和有德之君的主要衡量標志,這樣就不能征伐、殺戮,而要施恩布惠,“務在羈縻”。正是這兩種相反相承的理論及其實踐,才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一元主體、多元格局的中華傳統文化,才使得這個多至五十多個民族的泱泱大國有著強烈的認同意識和牢固的凝聚力,而不至于分裂、解體。

  唐太宗時代的三次大辯論實際上即是上述儒家思想兩個側面的對立和碰撞:

  溫彥博的主張實際上就是“夷夏同風”在唐代的翻版和實踐。他所說的“天子之于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 ;“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就是先秦儒學大師提出的“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不服,修文德以來之”的唐代版。至于唐太宗,上述的儒家經典更是他雄才大略,實行征伐、開拓疆土的一個做好理由。魏征等人所信奉的則是“夷夏之辨”。他說引用西晉大臣江統《徙戎論》中就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這類儒家的原典。

  當然,兩派主張雖不同,但又一點是共同的,即皆是從國家安危和唐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只是溫彥博和唐太宗更多一些眼前的政治尤其是和經濟現實考慮:

  內地派主張“化胡為漢”,把游牧民族的突厥徹底改造成定居的農民,完全是由于唐朝當時人口的缺乏和經濟的蕭條所決定的。經過隋末的戰亂,中原地區人口銳減,經濟凋敝。因此,增加人口、恢復生產和繁榮經濟是唐朝前期的首要任務。其實,魏征在貞觀六年就已經指出,唐朝“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即使“積歲豐稔”,還“倉廩尚虛”。直到貞觀十一年,中書令馬周在上書時還說:“今百姓承喪亂之后,比于隋時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魏征和馬周所言,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對勞動力的需求程度。而對唐朝中央政府而言,在戰亂之后,增加勞動力最為簡捷、最見成效的辦法,一是通過贖買等辦法使被突厥擄掠的漢族人回到中原地區,二是將降服的突厥人改造成農民,增加唐朝勞動力的數量。如貞觀五年四月,唐朝“以金帛購中國人因隋亂沒突厥者男女八萬人,盡還其家屬”。再如命令高昌王歸還從突厥逃到高昌的漢人。而上述這些大臣主張將突厥遷移到內地,使其“化胡為漢”,其主要目的就是使降服的突厥人棄牧為農,以彌補中原地區勞動力之不足。即使溫彥博主張把突厥遷移到河套之地,也希望這些突厥人最終都“盡為農民”。

  當然,將突厥遷到內地,使其“化胡為漢”,盡管唐朝會收到“加戶之利”,但強制突厥同化,既違背了一般規律,也會引起突厥的反感。因為從民族同化的規律來看,最理想的是在相互交流中自然同化,如果強制同化,往往會適得其反。此外,內地派還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即把突厥大規模地遷居到內地會受到多方面條件的制約:一是路途遙遠,突厥人遷到內地必然會增加沿途官府和民眾的負擔;二是長途跋涉到達內地非常艱辛,必然會引起突厥人的不滿;三是突厥人作為游牧民族突然定居下來,會存在著水土不服和無法適應定居生活等問題;四是突厥人定居內地將來必然會與漢族人爭奪資源,引起糾紛。由此可見,且不說將突厥遷到西南內地和江南內地很難實現,就是把他們遷到兗豫內地也會出現很多麻煩,給漢族和突厥都會帶來諸多勞擾。

  至于魏征等人則突厥在歷史上對中原王朝的嚴重危害以及對唐朝的潛在威脅,強調胡、漢隔離,主張對突厥分而治之,這在當時條件下雖有可取之處,但缺乏戰略思維。因為在唐朝消滅東突厥之前,薛延陀已經完全控制了漠北,東至渤海,西至葉護,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仆骨等較大部落都已隸屬薛延陀。唐朝平定東突厥后,夷男又乘“朔塞空虛”之機,率領其部落東返故國,占領了東至室韋、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臨瀚海的“古匈奴之故地”。薛延陀當時有勝兵二十萬人,唐太宗“亦以其強盛,恐為后患”。但此時的薛延陀,和唐王朝還處于和平時期。其首領夷男不僅接受了唐太宗的冊封,并派使者向唐朝貢,而且還在大漠之北郁督軍山下建立牙帳。既然突厥的故地已被薛延陀占據,現在讓突厥重新返回漠南之地,必然會遭到薛延陀的強烈反對,雙方也勢必會爆發戰爭。如果僅憑突厥降眾的力量,根本不是薛延陀的對手;如果唐朝幫助突厥對付薛延陀,又會引起薛延陀的不滿,甚至會導致唐與薛延陀之間的矛盾甚至武裝沖突,撕裂薛延陀與唐朝的隸屬關系。唐朝顯然不會做這種虧本的買賣。由此可見,河北派在安置突厥問題上采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其方案顯得比較迂腐。 因此,盡管溫彥博的建議也有不足,甚至后來證明還有遺患,但天下沒有一種辦法是十全十美的。相對而言,河套派的主張不僅符合突厥和唐朝的實際情況,而且也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因此成為唐太宗的首選方案。

  這三次安邊政策的大討論和思想上的大交鋒,給后人的啟發和意義是極其深遠的:

  其一,為思想交鋒和如何對待不同意見樹立了樣板。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圍繞國家的民族政策和處理民族關系等重大現實問題出現思想交鋒是非常正常,也是極其有益的事情。思想交鋒能使人們對一些重大問題有更加清晰的認識,能使真理越辯越明,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決策失誤或減少失誤。正常的思想交鋒應當嚴格限制在思想范圍之內,就事論事,擺事實,講道理,做到有理有據。但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思想交鋒往往會超出正常范圍,與政治斗爭、派別之爭、利益之爭及意氣之爭交織在一起。如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組織的第三次關于和親問題的大討論,就演變成書生與權臣的爭斗,不僅出現了人身攻擊的局面,而且使持不同意見者博士狄山命喪塞北。在東漢和帝初期,圍繞是否北伐匈奴問題,以竇憲為代表和以袁安、任隗為代表的兩派政治勢力,展開了激烈的思想斗爭。這場思想交鋒也與政治斗爭緊密結合在一起。東漢靈帝時期,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和護羌校尉段颎就如何解決東羌問題產生了嚴重分歧,張奐主張“宜用招降”,段潁主張動武。張、段之爭就把政治斗爭、思想斗爭和意氣用事交織在一起。但貞觀年間唐朝君臣圍繞如何安置突厥問題所開展的三次大討論,盡管爭論得很激烈,持續的時間也很長,思想認識不盡一致,理論觀點也有很大差異,但他們爭論的出發點則完全一致,都是為了唐朝的長治久安,沒有任何個人私利。魏征和溫彥博之間思想交鋒最多,爭論的時間最長,觀點也針鋒相對,但都能限制在正常的思想交鋒范圍之內,既不搞人身攻擊,也沒有影響到他們之間的感情、共事與配合,更沒有牽扯到政治話題。即使后來溫彥博的方案造成貞觀十三年內遷突厥首領結社率的謀反事件,也未歸罪溫彥博,只是調整了安置方案。貞觀年間關于安置突厥問題的大討論,徹底劃清了思想爭論與政治斗爭、意氣之爭及利益之爭的界限,始終沒有脫離正常思想交鋒的軌道,是歷史上比較成熟的思想交鋒的突出代表,為思想交鋒樹立了樣板,具有劃時代意義。

  其二,正常的思想交鋒必須具備適宜的土壤和條件。貞觀年間的這場大討論之所以能開展起來、持續下去,一是由唐太宗親自主導,頗具力度;二是因為唐太宗本人善于聽取各種意見尤其是不同的意見,使大臣們敢于犯顏直諫;三是貞觀年間的整體輿論環境比較寬松,形成了講真話、說實話的良好氛圍;四是大臣們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都能“知無不言”。如魏征“每犯顏進諫,雖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

  其三,臣民的思想認識無論多么符合實際情況、多么深邃和多么正確,只有與最高統治者的思想認識相吻合,才能付諸實踐。在中國古代社會,臣民的思想認識如果與最高統治者的思想認識相吻合,就比較容易付諸行動;如果他們的思想認識與最高統治者的思想認識不合拍,則很難成為主流思想,也就很難付諸實踐。溫彥博的設計方案和思想認識之所以會為唐太宗所采納并得以實施,除了比較符合唐朝和突厥的實際情況之外,關鍵在于他的思想認識最符合唐太宗的口味,也最接近要征伐四夷, 開疆拓土、德育天下唐太宗的內心真實想法,因此能得到唐太宗的認同和采納。相反,如果與唐太宗的思想認識不吻合,無論多少人堅持都無濟于事,都難以得到認同和采納。如在第三次大討論中,盡管大臣們的意見相當統一,都建議將突厥安置在洛陽,但因與唐太宗的思想認識不一致,遂被完全否定。這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痼疾,又是許多正確思想認識沒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指導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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