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怪杰宋文堅

  一批杰出的奇才、怪才,集中在邏輯學界出現,是我國現代教育、學術史上一件有深趣的事。大家比較熟悉的,如金岳霖先生,他是我國現代為數不多的自創哲學體系的哲學家之一,也是最早引進并系統講授現代邏輯(數理邏輯)的邏輯學家。為眼睛避光,他出外經常戴著一頂僅有帽舌的“帽子”。他是一位性情中人,待人極重感情。年輕時因戀愛未成“正果”,卻與對方始終保持情意深厚的友誼與眷念,并終身未婚。這方面流傳的故事甚多。又如沈有鼎先生,是金先生最為欣賞的高足。他對《周易》、墨經邏輯和數理邏輯都造詣很深,常有創見。他酷好思考與爭辯,卻在日常生活上不修邊幅,不大講衛生。常見他穿著一件有些破損且油光發亮的呢子大衣,禿著頭頂,卻一年四季從不戴帽子,手拿一把破蒲扇,走路有些跛腳,有時還自言自語地不慎撞上電線桿,說聲:“對不起!”人稱“在世濟公”。他結婚很晚,后經夫人的修飾整理,才變成一位“顏值”頗佳的書生。大家不大熟悉的,如吳允曾先生,他的邏輯思維和語言表達都十分清晰,英語學得特別好。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他給調解當時國共沖突的美國軍調處當了幾個月翻譯,那時他還是燕京大學哲學系的一名學生。與沈先生相反,他是經常衣著整潔而筆挺的,但他也不習慣于自己清洗衣被,便時常把待洗的床單包著衣襪塞在床底。他不會縫被子,也不愿請別人幫忙,便用別針將被面與被里別在一起,打開他的被子,便可看到一連串的別針。在戀愛問題上,他與金先生有過類似的經歷,也終身未娶,不過他卻沒有金先生那種保持情意綿長的心態,寧愿寂寥終生,也不愿重修舊好。他的數理邏輯和計算機理論,能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受到國際同仁的重視和高度評價,因此從哲學系被調到計算機系工作,并從講師越級提升為教授,對北大研制第一臺高能計算機作出過重要貢獻。

  為什么一些奇才、怪才會比較集中地出現在邏輯學界,特別在數理邏輯(現代邏輯)領域?為何怪又往往怪在專業方面的特異才華與生活問題處理不善的重大反差上?邏輯,特別是數理邏輯,究竟是一門怎樣的科學?我不懂,只知道它是一門與高等數學密切聯系、特別需要抽象思維的科學。用宋文堅先生的一段通俗而調侃式的話來說:這是“一種上不管天,下不管地,遠離國計民生,遠離精神意趣,更遠離吃喝拉撒的一門行當。”(《舊事·新北大舊事》,112—113頁,時代文化出版社,2013年)人們也許能從這里找到一些解釋。

  我這里著重要談的,便是宋文堅先生。比起上面提到的幾位先生,他算是邏輯學界的后起之秀,主要成才于1949年以后。與前幾位不同,他卻是一位多面手,既是專業上的高才,又是生活上的能手,還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他既對哲學系邏輯學科的建設成績卓著,又對哲學系的辦學和集體生活有過重要貢獻。

????六十年的良師益友

  我與宋先生相識,是在1960年,這一年我在哲學系畢業,被分配到系編譯資料室工作。當時的編譯資料室,是在系里十來個教研室之外的一個比較特殊而短暫的機構,成立于1958年。之所以成立這個機構,大概原因有二:一是配合教學,需要編輯和翻譯一些資料;二是為了安排一些不適合從事教學的人員。因而這里人員的成分就比較多樣:有三位原蘇聯專家的翻譯(原蘇聯專家已撤離回國);有的是身體有病或有殘疾;有的是由于性格因素,系領導認為不宜于安排教學。宋先生于1954年畢業,本分配在邏輯教研室工作,他之所以轉到編譯資料室,原因更屬個別。

  宋文堅先生,山東牟平人,身姿矯健,精神閃爍,為人豪爽。他自幼愛好田徑運動,在青島市讀初中時,參加中長跑比賽,數次獲得第一名。讀高中時,每年都拿青島市的800米冠軍。進北大后,又在北京市和全國運動會的田徑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但他說話有些口吃,著急或爭辯時,更難于順暢表達,加上鄉音較重,吐字不清,生氣時還易帶出點“他媽的……”之類的口頭語,因此他講課學生有時不易聽懂。這大概就是他被調到編譯資料室的主要原因。不過,他的邏輯思維卻十分清晰,文字表達也十分流暢,這正是這位奇才的怪異之處:口語表達與文字表達的重大反差。邏輯教研室主任是王憲均先生,宋先生本是王先生的得力助手。編譯資料室主任是黃楠森先生,宋先生又成了黃先生的得力助手。編譯資料室的工作,除了少數人翻譯某些有價值的資料以外,大多數人在黃先生的帶領下,主要是作馬列主義哲學原著的注釋。由于經典原著不易讀懂,教學中需要某種輔助性讀物,消解某些難點。我們主要作了恩格斯《反杜林論》哲學篇的注釋和列寧《哲學筆記》的注釋。前者的一些片段曾在《光明日報》的“哲學”專刊上連續刊出,后者曾在上世紀70年代集結成冊,由黃先生主編,1982年正式出版。我參加了后者的撰寫和第二次修訂工作。宋先生是二者的主要執筆者和修訂者。他默默無聞地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由于黃先生任務多,比較忙,許多篇初稿都是經宋先生修改、加工的,甚至完全改寫。他原來搞了幾年數理邏輯的研究,一下子轉向馬列主義原著的注釋,跨度相當大。列寧的《哲學筆記》,主要部分是《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其中最難懂而需要解釋的,正是黑格爾《邏輯學》的某些內容。這與數理邏輯又完全是兩碼事。我剛剛畢業,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上學時聽課時間不多,讀書時間更少,對于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康德、黑格爾的哲學原著,基本沒有接觸過,只能從頭學習,邊學邊作。雖不敢懈怠,甚至晚上加班加點地讀書、學英語,終因基礎太差,過于倉促,所寫部分,自知質量不夠。看到黃、宋二位先生的修改、加工,我從中受益匪淺。我所寫的初稿交由宋先生修改、加工的較多。不少部分要由他重新改寫,我覺得原來理解得比較粗淺的地方,他理解得深入、透辟多了;我原來讀錯了的地方,他逐一加以改正、改寫,我覺得他改得有道理,一般都使我比較信服。我有疑問的地方,他也耐心地與我討論。他做得確實很認真,文思縝密。有時我見他把剛翻閱過的書頁覆蓋在桌上,獨自沉思一陣,再繼續翻閱或寫作。這不由得讓我產生佩服和感激之情。

  宋先生十分重視學習外語。黃先生曾組織室內外語基礎較差的人,每周抽出一定時間,集體學習外語。我記得學過一點英語和德語。宋先生上大學期間學的是俄語,他也積極參加這種集體學習。往后他不僅翻譯了大量俄文的邏輯學著作,而且能大量研讀西方的數理邏輯著作,并從事西方邏輯史的著述。

  與一般教研室不同,編譯室實行坐班制。十來個人齊聚一堂,在一間大屋子里工作,需要一個比較整潔、良好的環境。掃地、擦桌子、打開水,他總是主動地做。我見他有家務事,而我卻住集體宿舍,離編譯室較近,便決定搶在他前面,把這些事做了。

  系編譯資料室大概到1964年全國開展“四清”運動后,便自動解散了。存在時間不過六年,我實際在編譯室工作不過兩年。如今我與宋先生都已進入耄耋之年。但從1960年開始,宋先生一直是我至為尊敬的良師益友。

????鯉魚洲上的一頭“黃牛”

  1969年10月,北大領導部門為落實當時的“教改方針”,有兩千多名教職工被分配到江西南昌縣境內的鯉魚洲,主要是圍湖墾田,種植水稻,辦“北大試驗農場”,通過“五七干校”式的勞動鍛煉,改造知識分子。鯉魚洲原為下鄉知青所建農場。北大從中挪出八千畝地來建設試驗農場。一年后又在此辦起了北大江西分校,招收工農兵學員,一邊勞動,一邊組織教學,由進駐北大的軍、工宣隊進行組織、領導。

  這里夏天炎熱、冬天陰冷,冬春雨多、雪多,道路經常泥濘不堪。起初住的是用竹竿、稻草搭起的大窩棚,吃的是機米飯、粥加咸菜。生活與勞動都相當艱苦。稻田里還有血吸蟲,下田干活時,都得在腿上抹上一層油,穿上長筒靴子。

  哲學系到鯉魚洲的約70人。按部隊的連隊建制,哲學系與歷史系共約130人,合成一個連隊(第八連),下分四個排,第一、二、三排為生產排,第四排為后勤排,排長稱司務長。司務長負責安排、管理全連的生活。這副擔子可不輕,正好落在宋先生身上。大概是見他有一副強健的身子骨,又能吃苦耐勞,善于精打細算。鯉魚洲鍛煉的任務,首先是讓知識分子在自力更生的生產勞動中改造思想,轉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司務長的職責,首先是管好伙食,并想方設法改善連里的生活條件。司務長的工作相當繁雜,沒有固定的時間,幾乎是夜以繼日地忙碌著。宋先生像一頭黃牛一樣,埋頭苦干,四處奔波,而且他以身作則,吃苦在前,改善在后。他讓大家住的窩棚從竹竿墻變成土坯墻,可以暖和一些,而他自己卻睡在伙房,只有三面“墻”,放鍋爐的一面沒有“墻”,透著涼風,冬天下雪,雪花從露天處飄入,早上醒來被子上常常鋪了一層薄雪。為了改善伙食,補充營養,他經常與采購員一道,去十多里甚至幾十里遠的鎮子或集市采購蔬菜、竹筍、魚、蛋等副食,用自行車或手推車,滿載滿車地推回來。有時沒有車,便靠肩挑背扛。有一次買鮮魚兩筐,約四五十斤重,用竹扁擔挑,顫顫悠悠,嘎吱嘎吱地沿著大堤返回農場。越走越沉,只好歇歇走走,直到摸黑回來。有一次很晚還沒回來,連里派人去找,迎出去好遠,夜深了,才把他接回。后來,連里建起了菜園子,自己養起了豬、鴨、鵝、雞,逐漸有雞蛋吃了,還腌起了咸鴨蛋。生活條件便顯著改善了。豬,是六畜之首,卻常常要去幾十里外的江西老表那里去買,把養得半大的買來,再飼養幾個月,就可宰來吃。宋先生帶領心理專業和歷史系的兩位教授,成立宰豬專門組,他憑著青少年時期在家鄉觀察的心得、記憶,親自負責拖豬出圈和操刀宰殺,不久便成了這方面的能手,以至附近的連隊也請他去操作。后來他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不禁自我解嘲地說:“我在江西兩年,落下十幾條豬命案。阿彌陀佛,求上帝寬恕我這無奈之人!”(《舊事·新北大舊事》,291頁)

  1971年7月20日,學校領導決定撤銷鯉魚洲農場和江西分校。8月底9月初,農場和分校人員陸續離場,宋先生堅守崗位,是八連最后離開農場的。離場時,宋先生感到大家都有一種莫名其狀的興奮之情。宋先生在《舊事·新北大舊事》一書中,專門寫下了《江西鯉魚洲勞動鍛煉記》和《鯉魚洲后的“鯉魚洲”》,為1949年后北大這段校史留下了濃墨重彩、值得珍視的一頁。

????教學科研上的卓越功臣

  宋先生最突出的成就與貢獻,是在邏輯學的教學與科研方面。

  他在中學時期就好學深思,勤于寫作,發表過近20篇雜文。1950年,他從青島考入北大哲學系,隨后便經歷了北大從沙灘到燕園的搬遷,和全國高校的院系調整。對于燕京大學被撤銷的緣由和院系調整的得失,他都有過一番冷靜的考察與反思。院系調整后,全國其他大學的哲學系都歸并到北大,北大哲學系成了全國唯一的哲學系,師資陣容空前齊整而強大。當時改造舊大學、建設新體制的主導方向,便是學習蘇聯。按照莫斯科大學的模式,哲學系分哲學與心理學兩個專業。哲學專業下面分三個專門化:哲學、美學、邏輯學。學生入學后不久便要選擇專業,到三年級便要選擇專門化。宋先生本來一心想學哲學,對邏輯學并無興趣。只是由于他的一次邏輯課考了89分,輔導教師便極力動員他選擇邏輯專門化,最后他只好勉強“服從分配”,就這樣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方向。他的畢業論文,原來想寫思維與語言的關系問題,經教研室主任王憲鈞先生的指點與聯系,曾兩次向中文系著名語言學家高名凱先生求教,高先生兩次與他詳談,并給他介紹參考書,但他反復思考、斟酌,并得到邏輯學大師、當時哲學系主任金岳霖先生親自指點。金先生認為,作為邏輯專門化的學生,論文的著重點就應在邏輯方面,加深對邏輯的理解。又經過與其他教師的討論,再三思索,才把題目確定為議論的邏輯力量問題。金先生要求他擬出詳細提綱,明確文章的要點,厘清關鍵的概念。按照金先生的示意,他再次去向高先生匯報改變題目的原因,并向高先生表示感謝和歉意。經過反復修改、加工,最后,他的這篇本科畢業論文《怎樣使議論有邏輯力量》,發表于1958年第4期的《北京大學學報》。這對他是一次嚴格的學術訓練,為他往后的嚴謹治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這里可以看到傳統的既親近又嚴格的師生關系,對比今日的一般狀況,是令人感慨系之的。

  宋先生1954年畢業后留系工作,分配在邏輯教研室。那時的邏輯教研室,正是群賢畢至、名流云集。數理邏輯方面的大師或專家便有:金岳霖、王憲鈞、沈有鼎、周禮全、吳允曾、晏成書等先生,使北大一時成為數理邏輯的大本營。那時宋先生正是師承他們、并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當然,堅守傳統的形式邏輯并涉及辯證邏輯的學者也有:李世繁、江天驥等先生。還有側重于邏輯史教學與研究的汪奠基先生、何兆清先生。由于學術背景、專長和觀點的差異,并且大都受過老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或武漢大學等校民主傳統的影響,教研室的會議,總是呈現一片熱烈討論、自由爭辯的氣象,并且顯出學者們各自特殊的性格與風采。宋先生富于哲學與邏輯思維的天賦,又特別刻苦鉆研,沐浴在這種學術自由的環境下,更是如魚得水,學術上的進步很快,盡管有較長時期的中斷和各種外在因素的干擾,而且,金岳霖、沈有鼎、汪奠基、周禮全先生于1956年便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去了,他仍然在邏輯學的教學與科研領域碩果累累、成績卓著、貢獻良多。

  首先,宋先生是邏輯學教學改革的積極推進者。傳統的形式邏輯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創立的。17世紀前,人們一直沿用這種邏輯,其基本內容至今沒有大的變化。直到20世紀初,才有人創建數理邏輯。到50年代,數理邏輯才有顯著的重大發展,后逐漸形成有眾多分支的學科體系,被稱為現代邏輯。在宋先生看來,數理邏輯用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方法,處理思維中的邏輯問題。它比傳統的形式邏輯要嚴謹、系統和深入得多,并且能應用于其他科學,特別如計算機理論,便是以現代邏輯為基礎的。正如宋先生所說:“就分析思維、分析語言說,現代邏輯也遠遠勝于傳統邏輯,現代邏輯還促成了一門新的哲學學派,分析哲學。”(《舊事·新北大舊事》,314頁)上世紀50年代,哲學領域的主導方向是“學習蘇聯”,課堂上仍然主要講授傳統的形式邏輯,采用蘇聯學者斯特羅果維契編寫的《邏輯》等書,作為教材,內容顯得陳舊、落后。在這種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或邏輯教師,視野狹窄,甚至長期不知有數理邏輯。當時金岳霖、王憲鈞等先生,是積極倡導數理邏輯、倡導邏輯的教學改革的。宋先生正是這一改革的協助者和推動者。配合教學改革,當時迫切需要了解蘇聯的邏輯教學和科研的實際狀況。宋先生除了在《光明日報》的“哲學”專刊上發表了長篇連續介紹的有關文章外,還專門翻譯了一些蘇聯的科研論文,并翻譯出版了兩本蘇聯邏輯教材:高爾斯基和塔瓦涅茨主編的《邏輯》、高爾斯基的《邏輯》,書的作者均與斯特羅果維契一派有分歧,是贊同數理邏輯的,并敘述了數理邏輯的歷史。這不僅促進了系里的邏輯課程的教學改革,而且對國內整個邏輯學界產生了良好的影響。隨后數理邏輯的教學與研究有近20年陷于中斷。直到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招生,宋先生回到剛恢復的邏輯教研室。在全國第二次邏輯討論會上,王憲鈞先生提出“吸收近100年來邏輯發展新成果,實現邏輯課程現代化”的要求。為此,宋先生主譯了蘇聯1977年出版的一本講數理邏輯的教材,書名是《形式邏輯》,并組織和參加翻譯了美國出版的兩本教材《邏輯導論》和《符號邏輯》,對國內編寫改革教材,頗有參考價值。同時,他還在系內外開設普通邏輯的課程,協助王憲鈞先生進行課程改革和新教材的建設。199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的《新邏輯教程》,既比較系統地講授了現代邏輯的基礎知識,也保留了傳統邏輯有實用價值的精華部分。他還應約主編了人民出版社的《大學哲學叢書》的邏輯卷,即1998年出版的《邏輯學》,受到邏輯學界和愛好邏輯者的重視與好評,被視為“國內一本較優秀的邏輯教材”,獲中國邏輯學會第一屆優秀成果獎中的“優秀教材一等獎”。

  其實,宋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邏輯史。為什么選定這個方向?他說:“我覺得深入研究西方邏輯的歷史發展,對于了解什么是原本的邏輯,對于人們形成正確的邏輯觀念,是極為有助有益的。”(《舊事·新北大舊事》,319頁)199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西方形式邏輯史》,該書是王憲鈞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現代邏輯叢書》的第一部,該叢書獲中國邏輯學會的著作成果一等獎。他參與編寫了高等學校哲學專業教材《西方邏輯史》中的中世紀邏輯部分。在編寫過程中,他體察到,那種把中世紀看作基督教黑暗統治時期,哲學和邏輯完全淪為宗教奴婢和工具的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邏輯在中世紀有過很好的研究,指代學說、推導理論和悖論研究,都是那時的重要成果”(《舊事·新北大舊事》,320頁)。同時,他對國內中國邏輯史和辯證邏輯的研究,也很關心,并懷著興趣,發表了不少文章,提出不同凡響的獨到見解,參與全國性的討論和爭鳴。

  宋先生對哲學系和邏輯教研室的一個重要貢獻,還在于,從1977年開始,創建了哲學系的本科邏輯專業,而且是從理工類招收本科學生。這便使哲學系有了三個本科生專業:哲學、邏輯、宗教。哲學專業每年招生,邏輯和宗教專業則兩年招生一次,每年輪換招。以前每年的邏輯碩士研究生都招自各大學哲學系,入學時數學和邏輯的基礎都很薄弱。只有辦起本科邏輯專業,加強數學和邏輯的基礎訓練,學生畢業后作碩士研究生,才有較高的起點。宋先生1996年任邏輯教研室主任后,關于建立新的邏輯專業的申報,很快得到王憲鈞等先生的積極支持,并得到學校和國家教委的批準。邏輯專業的本科生要學四門高等數學,還要學八門邏輯課和三門計算機的課程,為邏輯專業的研究生奠定良好的基礎。這是北大培養人才的優勝之處,也是宋先生的顯著業績。

  在王憲鈞等先生創建邏輯教研室的基礎上,宋先生又特別注重吸引和培養人才,建立了一個隊伍齊整、力量精干,堪稱全國一流的邏輯教研室。除他以外,教研室成員都是中青年一代,年富力強,富于開拓、創新的精神與能力。他們能開出從本科到博士的所有現代邏輯的課程,形成了一個學風嚴謹、人品端正、奮發有為的學科群體,在國內本學科領域發揮著顯著的引領作用。

  總起來看,宋文堅先生這位奇才的顯著特點是什么呢?第一,語言表達的障礙,地方鄉音的濃重,與他邏輯思維的清晰,文字表達的流暢恰成鮮明的對襯,所以,聽他講話、發言與看他文章、著述,感到判若兩人。第二,在教育、科研事業上,只要是需要或分配他的任務,他總是干一行,愛一行,兢兢業業,干得十分投入,十分給力,而且謙虛謹慎,善于團結他人,因而總能干出顯著、卓越的成績。第三,在行為品性上,他嚴于律己,樂于助人,并且性格爽朗,好仗義執言,或秉筆直書,有“宋大炮”之稱。但他從不謀取私利或張揚自己,而是為他人謀取正義、公平與合理。邏輯教研室有一位才華洋溢、講課效果極好的教師,不幸英年早逝,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宋先生突然當場嚎啕大哭。正是“真情暢遂,一片天機”,當場深深地震撼著許多人。

  

Comments are closed.

f老时时彩杀号定胆